「萌芽期」先秦時期標點符號概況
漢語標點符號從我們民族已知最早的文字開始,就已經存在了。從先秦時期的甲骨文、金文、簡牘帛書,一直延續到唐宋時期開始出現的印刷刊物,幾乎今天我們能見到的所有記錄文字的媒介,都有標點符號的存在。只是在不同的時期應用的書寫媒介有所不同,導致了標點符號所表達的形式和含義也有所區別。
現存最古老的漢語書面語殷商甲骨文,已經開始普遍應用標點符號。用以體現語言層次的橫線號是應用數量最多的標點符號,具有相同功能的豎線號、曲線號、折線號次之;雙短橫線形式的重文符號在殷商甲骨文中僅見於“又”字下方,但使用頻率極為可觀,並不鮮見;另外較為常見的是利用留空這種非符號的方式來體現語言層次。以現代標點符號的分類標準,“點號”用以停頓,“標號”用以強調,甲骨文中各種線號及留空具有“點號”的作用,雙短橫號具有“標號”的作用,可見甲骨文標點符號的種類雖然不多,但是已經開始顯現出系統化、標準化的初始狀態。由此可以想見,在甲骨文之前,漢語必定有一個極為漫長的發展歷程,只是尚未被我們發現而已。
周代青銅器銘文中使用的標點符號與甲骨文有很大的差異,主要取決於書寫媒介及書寫方式的不同。金文中應用最為廣泛的是用以標示重文與合文的雙短橫號和一短橫號;在《永盂》銘文中應用了鉤識號,雖是僅見於此的個例,但其重要意義不容忽視。
春秋與戰國之交的《侯馬盟書》,開始使用各種形態的點號來表達語言層次,並且放棄了一短橫號,統一使用雙短橫號來標示重文與合文。而且《侯馬盟書》應用標點符號的頻率要遠超甲骨文和金文。
戰國時代,作為“古今一大變革之會”的大爭之世,華夏大地不僅在這一時期迎來了思想文化的大爆發,漢語標點符號也同樣進入了一個全新時代,這一點,在近數十年相繼出土的戰國楚簡中可見詮釋。戰國時代的標點符號呈現出如“百家爭鳴”一般的豐富精彩,僅用以表示句讀的標點符號就有鉤識號、小短橫號、墨丁號、長墨塊號等等,這些形態各異、色彩豐富的標點符號分別起到分篇、分章、分段、分隔、專名等作用。由此可知,戰國時代的標點符號已經顯現出規格化、規模化的趨勢。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必定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無論是甲骨文中普遍應用的各種線號,還是戰國時代句讀符號的精彩紛呈,這些標點符號在被廣泛應用之前,必定有一個產生、發展的演變過程。正如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生發之規律是不會改變的。以我們目前所能掌握的先秦文獻而言,漢語標點符號在先秦時期正處於一個生發的萌芽階段,因此,將這一時期定義為舊式漢語標點符號的“萌芽期”是合情合理的。正如管錫華先生所言:“這一時期出現的標點符號,是漢語標點符號的源頭,奠定了後代標點符號的基礎,後代諸多標點符號都是由這一時期的標點符號發展變化而來的。”
陳海洋《我國古代標點符號考略》,《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3期
管錫華《甲骨文語言層次的表達方式考論》,《文物研究》總第9輯,1994年11月
譚步雲《出土文獻所見古漢語標點符號探討》,《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3期
管錫華《古代標點符號發展史論綱》,《古漢語研究》1997年第2期,總第35期
林穗芳《漢語“標點”的詞源和歷史演變》,《編輯學刊》1997年第4期
蕭世民、蕭世軍《先秦時期標點符號考略》,《吉安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999年第4期
袁暉、管錫華、岳方遂《漢語標點符號流變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
管錫華《中國古代標點符號發展史》,巴蜀書社,2002年10月
蔣莉《楚秦漢簡標點符號初探》,四川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
劉祎、侯民吉、徐興盛《漢語標點符號發展史述略》,《語文學刊》2010年第12期
馬驥《戰國楚簡標點符號研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6月